“开卷广州”系列阅读活动第80期|郭冰茹：莎菲与五四青年的苦闷与出路
9月21日，本届学术季开卷广州第四场讲座在扶光书店举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与读者们分享著名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聊聊近一世纪前的莎菲与五四青年，以及对当下青年的影响。
郭教授一开场介绍了丁玲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代背景。她认为，这部小说在丁玲的创作生涯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这部小说，所以她才变成了当时文坛上一颗很重要的‘炸弹’，受到很多青年学生、批评家的关注。”
丁玲发表《莎菲女士日记》是1927年。这之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戏被翻译到中国，“娜拉”变成了当时广大青年人特别向往的一个形象。“娜拉”离家出走，要做她自己，抛开了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她不想做玩偶，想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实现自己。这样的表述特别迎合五四时期对“自由”、“独立”、“个性”的追求。
而从1919年到1927年，8年的时间，能离家出走的“小朋友们”都离家出走了。到了1927年，当一个年青女性离开了封建礼教的家庭，走到茫茫的社会中，她应该怎么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如何确定自己身份的认同？这就是莎菲要面对的问题。
郭教授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某种意义上跟鲁迅的《伤逝》构成了互补性。鲁迅写了《伤逝》以后，他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在北师大演讲，说娜拉走后怎样？只有几条路，第一条路是堕落了，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第二条路，怎么趾高气扬的出去，还怎么灰头土脸的回来。第三条路，死掉。
鲁迅在1923年就已经看到了急于离家出走而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的青年人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到了丁玲，是以爱情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年轻人去获得自我认同的途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喜欢凌吉士，她觉得“凌吉士是我的，我就快乐了，我追求到他了，我就快乐了。”但她后来快乐吗？一点儿都不快乐，在丁玲看来，爱情没办法让她获得自我认同实现个人价值的。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在追求凌吉士的过程中，她也在自我反省，“难道让我去找他吗？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何况还要别人能尊敬我呢”，她一边追求凌吉士，一边担心我这么主动会不会让别人看轻我。
莎菲式的苦闷是两种自我认同之间的矛盾问题：一种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自由独立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是认可叛逆的、不臣服于旧秩序而获得的自我认同。莎菲主动追求凌吉士是很“反传统”的，用现在的话讲是“反礼教”的，很强调个人独立和个人自由。另外一种是比较保守、传统的自我认同，保守的，附和他人审美期待的自我认同，要求守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要那么张扬。
接下来的问题是莎菲该何去何从？在丁玲一系列的小说中，她笔下的青年人全都是很苦闷的青年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到了1930年，丁玲发生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转向，用现在的话讲，“投向了革命的怀抱”。
丁玲加入了左联，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开始写跟《莎菲女士的日记》完全不一样的小说，如《水》《田家冲》，开始跟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了。其实丁玲的选择非常具有代表性，她代表了1920年代末相当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左转的原因，这是历史的必然。
郭教授对此畅谈了自己对丁玲转变的几点看法。
一是丁玲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是革命者，比如冯雪峰是我党比较早期的文艺界领导人。丁玲第一任先生胡也频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她不左转都比较难”。
二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丁玲写了三年的莎菲，写到1929年、1930年，如何实现创作自我的突破？因此“左转”对于她的写作也是很重要的突破。
三是国家革命的要求。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革命倡导人人参加，当个人从家族中被解放出来之后，需要寻找新的道路。所以丁玲走向“革命”是五四青年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必然。“莎菲式的苦闷”在革命队伍中转变成了革命激情与革命信仰。“我们看丁玲的一生，当有了革命的信仰之后，她人生的后半段虽然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和苦难，但她都能够一直坚韧地活下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丁玲发表《莎菲女士日记》是1927年。这之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戏被翻译到中国，“娜拉”变成了当时广大青年人特别向往的一个形象。“娜拉”离家出走，要做她自己，抛开了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她不想做玩偶，想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实现自己。这样的表述特别迎合五四时期对“自由”、“独立”、“个性”的追求。
而从1919年到1927年，8年的时间，能离家出走的“小朋友们”都离家出走了。到了1927年，当一个年青女性离开了封建礼教的家庭，走到茫茫的社会中，她应该怎么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如何确定自己身份的认同？这就是莎菲要面对的问题。
郭教授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某种意义上跟鲁迅的《伤逝》构成了互补性。鲁迅写了《伤逝》以后，他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在北师大演讲，说娜拉走后怎样？只有几条路，第一条路是堕落了，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出卖自己的身体。第二条路，怎么趾高气扬的出去，还怎么灰头土脸的回来。第三条路，死掉。
鲁迅在1923年就已经看到了急于离家出走而没有做好任何思想准备的青年人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到了丁玲，是以爱情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年轻人去获得自我认同的途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喜欢凌吉士，她觉得“凌吉士是我的，我就快乐了，我追求到他了，我就快乐了。”但她后来快乐吗？一点儿都不快乐，在丁玲看来，爱情没办法让她获得自我认同实现个人价值的。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在追求凌吉士的过程中，她也在自我反省，“难道让我去找他吗？一个女人这样放肆，是不会得到好结果的，何况还要别人能尊敬我呢”，她一边追求凌吉士，一边担心我这么主动会不会让别人看轻我。
莎菲式的苦闷是两种自我认同之间的矛盾问题：一种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自由独立的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是认可叛逆的、不臣服于旧秩序而获得的自我认同。莎菲主动追求凌吉士是很“反传统”的，用现在的话讲是“反礼教”的，很强调个人独立和个人自由。另外一种是比较保守、传统的自我认同，保守的，附和他人审美期待的自我认同，要求守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要那么张扬。
接下来的问题是莎菲该何去何从？在丁玲一系列的小说中，她笔下的青年人全都是很苦闷的青年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到了1930年，丁玲发生了一个特别明显的转向，用现在的话讲，“投向了革命的怀抱”。
丁玲加入了左联，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开始写跟《莎菲女士的日记》完全不一样的小说，如《水》《田家冲》，开始跟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了。其实丁玲的选择非常具有代表性，她代表了1920年代末相当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左转的原因，这是历史的必然。
郭教授对此畅谈了自己对丁玲转变的几点看法。
一是丁玲周围有很多朋友都是革命者，比如冯雪峰是我党比较早期的文艺界领导人。丁玲第一任先生胡也频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有这样的朋友在身边，“她不左转都比较难”。
二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丁玲写了三年的莎菲，写到1929年、1930年，如何实现创作自我的突破？因此“左转”对于她的写作也是很重要的突破。
三是国家革命的要求。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革命倡导人人参加，当个人从家族中被解放出来之后，需要寻找新的道路。所以丁玲走向“革命”是五四青年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必然。“莎菲式的苦闷”在革命队伍中转变成了革命激情与革命信仰。“我们看丁玲的一生，当有了革命的信仰之后，她人生的后半段虽然经历了非常多的挫折和苦难，但她都能够一直坚韧地活下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