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十一讲 |李爱丽：粤海关的前世今生
10月13日下午，广州通史系列讲座在广州图书馆北九楼的人文馆举行，本讲主题为《粤海关与近代广州》，主讲人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爱丽，李教授分别从清朝前和鸦片战争后两个时期来讲述粤海关的发展历程，以及粤海关与广州走向世界的密切关系。
广州有着悠久的海上贸易历史，唐代时期，海外贸易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最大的港口，并设有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市舶机构。宋代开始，在各沿海口岸设立专职机构市舶司，建立比较完善的海外贸易监督管理机构和制度，其中广州市舶司最为重要。明朝初期，设置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三市舶提举司，明朝中后期仅留广东一处。李教授说：“市舶制度起于广州，前后延续900多年，广州在市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
李教授介绍，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先后设立闽海关、粤海关、江海关和浙海关，负责管理沿海贸易、稽征关税和查缉走私等事务。到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三个海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粤海关成为对欧美国家开放的唯一口岸。粤海关的贸易给清政府带来了大量的税收，当时主要的贸易商品有丝绸、陶器、茶叶等，总税收额高达89万两。
当时的粤海关衙署位于广州外城五仙门内，其监督来自内务府。为保证对外贸易能顺利进行，同时又能确保外国人不对中国的文化习俗造成冲击，逐渐形成了“广州体制”，粤海关监督通过引水人、通事、行商、买办等各级工作人员，对外商及其贸易船只、贸易程序进行有效的规范管理。鸦片战争前，来粤贸易的外国商人由十三行进行管理，直至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被废除，粤海关开始直接插手外贸管理。
李教授说，在1840年前，西洋船只来中国贸易只能到广州和澳门的港口。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使得粤海关的税收下跌，部分在广州的商人迁往上海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攫取了中国海关管理权，原粤海关辖属各口被分为新关和常关，新关由外籍税务司管理，向洋船征税，一直为帝国主义所把持，直到广州解放。常关则由粤海关监督管理，向民船征税。
李教授特别提到，在粤海关史上，关址有二处，一处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咸丰十年（1860）间在五仙门内；另一处是咸丰十年后设在广州沿江西路的海关关址，就是广州人熟悉的“大钟楼”。1914年粤海关大楼工程奠基，1916年竣工，是现时全国历史最长的海关大楼。
在讲座最后，李教授向观众展示了在187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广州展品的图片，有广彩瓷器、牙雕、席藤竹麻制品等，她总结说，这些展品“显示了粤海关和广州商人以博览会促进商贸的理念和主动走向世界的行动。
李教授介绍，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先后设立闽海关、粤海关、江海关和浙海关，负责管理沿海贸易、稽征关税和查缉走私等事务。到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三个海关，仅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粤海关成为对欧美国家开放的唯一口岸。粤海关的贸易给清政府带来了大量的税收，当时主要的贸易商品有丝绸、陶器、茶叶等，总税收额高达89万两。
当时的粤海关衙署位于广州外城五仙门内，其监督来自内务府。为保证对外贸易能顺利进行，同时又能确保外国人不对中国的文化习俗造成冲击，逐渐形成了“广州体制”，粤海关监督通过引水人、通事、行商、买办等各级工作人员，对外商及其贸易船只、贸易程序进行有效的规范管理。鸦片战争前，来粤贸易的外国商人由十三行进行管理，直至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被废除，粤海关开始直接插手外贸管理。
李教授说，在1840年前，西洋船只来中国贸易只能到广州和澳门的港口。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使得粤海关的税收下跌，部分在广州的商人迁往上海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攫取了中国海关管理权，原粤海关辖属各口被分为新关和常关，新关由外籍税务司管理，向洋船征税，一直为帝国主义所把持，直到广州解放。常关则由粤海关监督管理，向民船征税。
李教授特别提到，在粤海关史上，关址有二处，一处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咸丰十年（1860）间在五仙门内；另一处是咸丰十年后设在广州沿江西路的海关关址，就是广州人熟悉的“大钟楼”。1914年粤海关大楼工程奠基，1916年竣工，是现时全国历史最长的海关大楼。
在讲座最后，李教授向观众展示了在187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上广州展品的图片，有广彩瓷器、牙雕、席藤竹麻制品等，她总结说，这些展品“显示了粤海关和广州商人以博览会促进商贸的理念和主动走向世界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