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治标和治本的问题。谁管具体工作，谁就觉得治标重要。谁不管具体工作，谁就越会强调治本。但是实际工作，特别是主管这方面的实际工作者就会觉得我们这些关注治本的，说要改善流动人口的状况、流动人口市民化、消除两极分化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要求的是明天、后天、至少下个月、明年就能见效的措施。我这一年的时间，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就是“基础秩序，基础制度”。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包括腐败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治安犯罪的问题等等相当一部分的问题是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比方说官媒勾结的问题，我们治理了一年，然后说取得初步成效，说多少人撤了职，多少人退了股，我觉得这话有非常大的问题。真正的官媒勾结是干股，他也没投资，也没入股，怎么撤、怎么退？而像干股这样的官媒勾结，在中国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我们过去说这样的一件事情隐秘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现在是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没有偶然的败露，你发现都发现不了。贫富差距也是这样，你要想调节贫富差距，首先得知道谁的收入是多少，我们现在连谁的收入是多少都不知道，收入分配处于一个高度的非规范化的状态，怎样调节收入分配？这就表明我们很多的制度、政策必须有一个基础，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制度，就像城市里面的基础设施一样。这些基础设施，在很多地方已经失效了。中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累的政府，但也是效率最低的政府。就像跑步一样，人家仿佛在柏油马路上跑，我们在沙滩上跑，我们的基础不行，这是没办法的。比如像干股，什么纪录也没有，一年到来几十万的人民币，装在旅行袋里就过去了。像这样的事情，我们首先面临的事情，就是如何使得不可治理的状态，进入可治理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基础制度。比如说，现金管理。如果超出五千的交易，必须使用支票来结账，不能使用现金来结账，事情就会大不一样。不管买官还是官媒勾结，就不可能用现金，只能办卡，但是办卡会留下记录。在美国，提两万美元也可能被盯上，因为一般的市民不需要用那么多钱。办卡送给官员，官员消费的时候会有记录，提款的话也有记录。基础制度很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记录。我们现在很多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的问题是由于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资金的流动、很多重要的经济、社会活动的现象几乎处于没有记录的现状。当我们从一个农业社会，进入一个城市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发生了。大家都讲，城市社会的特点就是一个隐名匿姓的社会，不像在一个村子里，张三李四都知道。在一个隐名匿姓的社会里面，如何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行为记录制度，这就是所谓的信用管理制度。现在不是说37%都没有受到刑事追究吗？但是，没有受到追究不等于没有记录。这个记录会影响很多今后的许多东西。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社会解决治安犯罪的问题，和解决我们目前的其他问题一样，有一些工作，需要从基础的设施，基础的制度入手。改革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实际上到了全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新秩序的时候，这个秩序应该以一整套的基础设施为条件的，而这样的一套东西（个人信用管理），美国是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用人工抄卡片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那时候也没有计算机，也没有互联网。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我们建立这套东西的成本会少很多。如果我们把这套东西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的治安问题的治理会有更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