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三个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感觉到广州市对于社会的和谐问题进行了超前的研究，十七大刚刚开过，这个研究成果就出来了，完全符合十七大的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胡锦涛同志说这个任务是新的万里长征。

    我非常赞同李佐军博士所作的点评。关于社会和谐问题在北京讨论比较尖锐。今年初，就有人在中国财富杂志发表文章，说贫富永远不能和谐，现在不能和谐，未来也永远不能和谐。目前，我国确实面临着改革开放29年以来贫富差距大幅度拉开的问题。由于我对广州市的情况没做什么调查，所以只能就社会和谐问题谈谈自己的几个观点。

    第一，怎么认识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描述贫富双方差距问题，普遍用基尼系数。广州的基尼系数，有关部门肯定做了详细的调查。这个基尼系数，近两年来炒得比较厉害，因为现在和1978年相比，基尼系数变化很大，1978年是0．18，而现在是0．4，西方经济学把零点四叫做社会的崩溃点。按照这个说法，中国要崩溃了。但我看并没有崩溃的架势。中国改革开放29年以来，基尼系数每年都在增长。另有一个国际警戒线是0．35，而有的数据说中国已经达到5．29了，以上这些数据就存在着差距。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基尼系数的变化确实反映贫富双方的差距，但是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第一要高度关注，要想办法解决；第二不要惊慌，不要高喊中国就要崩溃了，不要议论农民将要起义了。对此，宣传上不要过度渲染，媒体也不要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推波助澜，增加矛盾，对社会稳定不利。改革开放以来基尼系数增加了，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进步的表现。如果基尼系数倒退到29年前的0．18，那是否倒退了？这种基尼系数扩大，首先是在广州拉大的，所以广州的改革开放走在前面一点，表明市场上的改革开放的核心形成了，养懒汉的制度，大锅饭平均主义被打破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对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党和政府从来没有听之任之，而是高度关注，一直在指导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出台了不少新政策，没有说不管。有历史材料记载，邓小平没有忘记贫富差距问题，临终前有遗言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国际上的一些数据，不要顶礼膜拜，要关注要重视，但不要处处拿来和中国作比较，不要一看到我们比国际警戒线高了就觉得就不得了了。就拿通货膨胀率来说，国际的标准是如果一个国家高于4就要崩溃，可中国在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是27．8，虽然问题严重，但并没有崩溃。所以怎样看待基尼系数，涉及到怎么样评估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

    第二，怎么样分析仇富思想。仇富思想是这两年来存在比较厉害的问题，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工人恨老板，低收入者仇视高收入者。其实仇富思想自古就有，不是今天才有，不是改革开放29年才有，也不是只要有贫富差距肯定就有仇富思想。对此我们不必大惊小怪，现在除了贫富差距拉大之外，某些方面的差距拉的更大。产生仇富思想很正常，没有仇富思想才不正常。为什么会有仇富思想，要作客观分析:一种是平均主义思想太严重的人，看见别人吃、住比自己好就气不打一起出，生红眼病，巴不得别人火烧房子、遭车祸、生大病、倒大霉。这种见富就仇的思想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应该研讨研讨。另一种是社会整体上确实差距很大,少数人巨富而多数人太穷，出于对穷人的同情，或者出于苛求过敏心理的反映。第二种仇富思想，应该说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现在讲仇富思想的很多，讲道理的很多, 但没有谁去具体分析仇富该仇谁，所以这个问题有点乱，有点绝对化，一说仇富就指向所有的富人、大老板。我从来没有听别人骂过通过正常投资、正常经营、个人炒股发财的人，以及许多口碑比较好、领年薪很富裕的人，一些由于科技发明创造得到国家大奖五百万的人。大家崇拜的还有国际大老板比尔盖茨，香港李嘉城，他们是巨富，但也没听人骂过。所以要具体分析，该仇什么人。我看有五种富人是大家仇富的对象：一是权贵资本，利用公共权力，公共和私人资本勾结搞腐败的贪官和老板，这些人哪怕是赚一分钱也该仇。二是那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黑心伤人发财的人。三是那些利用企业改制侵吞国有资产的人。四是那些不顾工人死活、克扣拖欠工人工资、通过偷税漏税获得非法所得的黑心老板。五是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者。界定清楚了这些仇富对象，就要制裁和压迫这些人。我认为：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这些富人要制裁，要清理，要打击。

    第三，应当高度关注弱势群体。近年国家不断地出台一些政策，扶持弱势群众、社会底层，政策对头。因为关注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富人，而是面向穷人，站在穷人的立场上，维护社会弱势群体。但我并不主张新的平均主义,特别是不能搞劫富济贫，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富人，不然的话结果会适得其反，影响社会的经济增长，减少就业岗位。现在广州的好多投资商，没有违法犯罪，你把最低工资定得太高了，或者把税定得太高了,他可能会跑到老挝、越南去了，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呀，这样资本就流失了。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影响投资效益,不能影响到投资积极性。所以，要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要不得，民粹主义会伤害社会效益。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就批判过民粹主义，他指出扶持和救济,是救济弱势群体,主要是那些因灾难、疾病而导致的特困者。国家扶持的重点应是那些企业倒闭、因不可抗拒下岗的人，等等。要扶持，但不能扶持懒惰者，贫富和谐的内涵不是平均主义。

    第四，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益开刀。国家和社会应该关注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贫富和谐。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确实是大了，全国万分之十几的人占了45的以上的财富,这个的确不行。不过这一点也有争议，把贫富差距拉大了老百姓有意见,归罪到早期提出的效益优先这种口号。认为效益优先的口号起了负面效应，所以现在要多讲公平，少讲效率。我倒觉得改革开放的早期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没有错，现在也不能否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央也没否定，只是说在这个基础上要注意让全体人们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为了解决社会分配在某些方面收入差距过大，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就不讲效率优先了,那是不对的。目前我国的效率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我没感觉到。我国的劳动市场率和资金产生率到现在还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所以不能降低效率去解决公平问题，方向不能搞错。我们不能一般的去反对社会差距，社会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促进经济的增长，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又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所以处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社会不能消灭贫富差距，广东也一样不能消灭收入差距，但要调节收入水平的过分悬殊，这个理论上必须讲清楚。虽然要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平息矛盾，但是任何社会尤其是广东一定要始终保持一定的差距，以保证经济效率,刺激发展，刺激就业岗位增加，要不然的话，就会使协调贫富，协调收入分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忽视扶贫，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没有差距。现在的差异虽然比较大，但也不像有的媒体炒作的那么严重。

    第五,充满信心地打好实现贫富和谐、收入和谐的持久战。要调节收入分配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作为。市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政府要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建立一个良好有效的制度，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贫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要强力打造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谈判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冲突解决机制等。我想，当前和以后要重点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作出有效的制度化安排。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坚决解决腐败和廉正问题。要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就不能让腐败者发财。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廉正、勤政问题，真正能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让大家看到利益。二、解决城乡矛盾作出有效的制度化安排。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三农问题解决不了,贫富和谐问题也永远解决不了。三、解决行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作出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重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包括石油行业、能源行业、金融行业等。四、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作出有效的制度化安排。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过分悬殊问题，以消除劳工思想深处对老板的仇富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工会制度，健全劳动保障制度。同时,要健全有效的捐赠机制,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和谐社会上来。这些年的社会捐助，好多不是富人的捐助。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捐赠机制比较健全，我国还不健全，要仿效他们，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第一是要把问题谈透，原因搞清楚。第二是要有信心去驾驭这个问题，不能抱着悲观主义的态度。暂时不可盲目乐观，因为市场机制的利益保障机制是永远的，而且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嫌贫爱富，利益的博弈是永远存在的。利益的结构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要靠政府的政策、制度。我们制定方案不可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和谐、不和谐，再和谐、再不和谐，永远不会完结。这也是利益辨证法的历史辨证法。从这个角度来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社会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是个永远的课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广州也好，全国也好，都一样，这根弦一点也不能松。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